1966年的“运动”爆发后，红卫兵们由于有“中央文革”的撑腰，他们到处造反，仅北京大学一所学校，被抄家者就达536户，过半数的教授和八成以上的校、系领导被抄家，200多人一夜之间成了“黑帮”分子。一时间，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“红”和最没人敢管的人物。
毛泽东接见红卫兵
就在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际，大多数家庭基础教育好的、又有着法制观念的青少年学生们，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下，在家长、亲属和有正义感的人影响下，不仅认识到随意抓人、打人、抄家等做法是错误的，还决定挺身而出，来制止社会上的这些错误做法。
北京西城区八中、四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率先发出了组建红卫兵纠察队的建议，并很快得到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的响应，不久以后，“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”应运而生，简称“西纠”，他们要“纠察”的，正是那些专搞“打砸抢抄抓”的红卫兵。
正当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过激违法行为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他欣喜地发现了“西纠”，并立即给予肯定和支持。后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，周恩来亲自点名“西纠”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。周恩来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“西纠”的工作，在周荣鑫和雍文涛的支持下，“西纠”发出了许多《呼吁书》，提出了不准打砸抢、要文斗、不要武斗的原则，对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形成了很好的制约。
周恩来（右）
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回忆说：
舍予自尽后，我一个人昏天黑地地从八宝山步行走回家中，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这时家中又来了一拨红卫兵，其中一个女学生对我说：“你去弄点吃的，千万不要不明不白地去死。”
她还告诉我：“我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的，如果再有人到你家来不讲道理，你就打这个电话，我们马上就来。”说着，她就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：“还有，你家存在银行的8万元老舍先生生前的稿费，你也可以去取，以贴补家用。”还告诉我这也是“上边”让解冻的。
在那个时代，红卫兵们对待我们都是十分凶狠和蛮横的，而这拨红卫兵的举动让人隐隐感到，在他们的后边，还有主持正义的人在影响着他们。而那个女学生对我说的那个“上边”，除了周总理，还能有谁呢？
“西纠”的这些做法，必然招致江青一伙的忌恨。1966年12月16日，江青等人背着周恩来，经过秘密策划，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了“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”。江青在会上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：“‘西纠’是什么东西？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，是保守派、保皇派，这样的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！”
江青
事先不明内情的周恩来虽然在会上据理力争，肯定“西纠”成立以来的成绩，但他无法改变江青的蛮横和霸道。大会结束后，“西纠”被“中央文革”宣布为非法组织，强令解散。
与“西纠”几乎同时诞生的还有“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”，简称“联动”。这一组织是当时在北京的许多高干、老干部的子女对“中央文革”肆无忌惮地迫害老干部感到不满而成立的，因为他们的矛头直指“中央文革”，周恩来不能公开表示支持。后来“西纠”和“联动”在“中央文革”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联手镇压下，一个月内有100多名成员被捕。
这些被捕的青年学生中，绝大部分是中央高级领导的子女，是周恩来看着长大的孩子。周恩来感到异常痛惜，他多次与“中央文革”交涉，但江青始终坚持一个不放。万般无奈的周恩来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：直接去找毛泽东。
毛泽东和周恩来
在中央的一次会议结束后，周恩来流着泪把这些学生们被抓后遭到刑讯、虐待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，他还特别提到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，是董必武亲自交出去的。董良翮临走时，董必武流着泪对他说：“你是替我去坐牢呀！”
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如此动情的申述后，当即表示：把这些孩子全部放出来，一个也不能关。
周恩来在拿到毛泽东的“尚方宝剑”后，于1967年4月22日下令把被关押的“西纠”和“联动”成员全部释放，这天他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批遭受残酷迫害的青年学生们。周恩来特意对董良翮和孔丹（孔原之子）说：“你们两个人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们有缺点、有错误，我也有责任，没能很好地帮助你们。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，受到挫折不要灰心，要继续跟着党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！”
周恩来（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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