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66年的“运动”爆发后,红卫兵们由于有“中央文革”的撑腰,他们到处造反,仅北京大学一所学校,被抄家者就达536户,过半数的教授和八成以上的校、系领导被抄家,200多人一夜之间成了“黑帮”分子。一时间,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“红”和最没人敢管的人物。

毛泽东接见红卫兵
就在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际,大多数家庭基础教育好的、又有着法制观念的青少年学生们,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下,在家长、亲属和有正义感的人影响下,不仅认识到随意抓人、打人、抄家等做法是错误的,还决定挺身而出,来制止社会上的这些错误做法。
北京西城区八中、四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率先发出了组建红卫兵纠察队的建议,并很快得到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的响应,不久以后,“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”应运而生,简称“西纠”,他们要“纠察”的,正是那些专搞“打砸抢抄抓”的红卫兵。
正当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过激违法行为无可奈何的时候,他欣喜地发现了“西纠”,并立即给予肯定和支持。后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,周恩来亲自点名“西纠”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。周恩来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“西纠”的工作,在周荣鑫和雍文涛的支持下,“西纠”发出了许多《呼吁书》,提出了不准打砸抢、要文斗、不要武斗的原则,对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形成了很好的制约。

周恩来(右)
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回忆说:
舍予自尽后,我一个人昏天黑地地从八宝山步行走回家中,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这时家中又来了一拨红卫兵,其中一个女学生对我说:“你去弄点吃的,千万不要不明不白地去死。”
她还告诉我:“我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的,如果再有人到你家来不讲道理,你就打这个电话,我们马上就来。”说着,她就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:“还有,你家存在银行的8万元老舍先生生前的稿费,你也可以去取,以贴补家用。”还告诉我这也是“上边”让解冻的。
在那个时代,红卫兵们对待我们都是十分凶狠和蛮横的,而这拨红卫兵的举动让人隐隐感到,在他们的后边,还有主持正义的人在影响着他们。而那个女学生对我说的那个“上边”,除了周总理,还能有谁呢?
“西纠”的这些做法,必然招致江青一伙的忌恨。1966年12月16日,江青等人背着周恩来,经过秘密策划,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了“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”。江青在会上声嘶力竭地破口大骂:“‘西纠’是什么东西?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,是保守派、保皇派,这样的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!”

江青
事先不明内情的周恩来虽然在会上据理力争,肯定“西纠”成立以来的成绩,但他无法改变江青的蛮横和霸道。大会结束后,“西纠”被“中央文革”宣布为非法组织,强令解散。
与“西纠”几乎同时诞生的还有“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”,简称“联动”。这一组织是当时在北京的许多高干、老干部的子女对“中央文革”肆无忌惮地迫害老干部感到不满而成立的,因为他们的矛头直指“中央文革”,周恩来不能公开表示支持。后来“西纠”和“联动”在“中央文革”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联手镇压下,一个月内有100多名成员被捕。
这些被捕的青年学生中,绝大部分是中央高级领导的子女,是周恩来看着长大的孩子。周恩来感到异常痛惜,他多次与“中央文革”交涉,但江青始终坚持一个不放。万般无奈的周恩来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:直接去找毛泽东。

毛泽东和周恩来
在中央的一次会议结束后,周恩来流着泪把这些学生们被抓后遭到刑讯、虐待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,他还特别提到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,是董必武亲自交出去的。董良翮临走时,董必武流着泪对他说:“你是替我去坐牢呀!”
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如此动情的申述后,当即表示:把这些孩子全部放出来,一个也不能关。
周恩来在拿到毛泽东的“尚方宝剑”后,于1967年4月22日下令把被关押的“西纠”和“联动”成员全部释放,这天他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批遭受残酷迫害的青年学生们。周恩来特意对董良翮和孔丹(孔原之子)说:“你们两个人是我看着长大的,你们有缺点、有错误,我也有责任,没能很好地帮助你们。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,受到挫折不要灰心,要继续跟着党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!”

周恩来(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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